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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18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节日的设立，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由国务院批复同意的。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
选择节气，意味深长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我们中国人有一种更为精细的丈量春夏秋冬的刻度。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物候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而对这些宝贵经验进行高度抽象与总结，最终形成二十四节气，作为我国农事活动的主要依据，世代传承至今。很多节气都有与之相伴的农谚，比如“谷雨时节种谷天，南坡北洼忙种棉”、“小满小满，麦粒渐满”等。
秋分是农历二十四节气里的第十六个节气，当年春夏播种的稻谷、玉米棉花等作物一般在此时成熟收获。中国人常说“秋收冬藏”，秋分正是丰收季节最好的象征。对于几千年来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对丰产的向往和丰收的喜悦是发自内心的。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农民的深切关怀。
多收了三五斗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农民在社会经济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工业革命以来，第二三产业的崛起更是反衬了农业与农民的窘迫地位。无论是在远古的封建世代，还是近代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谷贱伤农”都是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农民辛勤劳作一年终于获得丰收，反倒因为产量增加价格下降而遭受损失。这一可称之为“丰收不增收”悖论，是中国农民长期处于社会经济弱势地位、难以实现富裕的症结之一。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是语文教材里的经典课文，也是对这一现象的经典描述。小说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江南农民在丰收之年粜米，收入反而比平常年景更低。文章开头，船舱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可见丰年收成好，谷米产出数量的确是大大增加了。但随着“糙米五块，谷三块”的报价，“旧毡帽朋友”震惊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虽然心有不甘，但希望最终还是“犹如肥皂泡”一般迸裂了。
“天照应，雨水调匀，小虫子也不来作梗，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农人们无法接受，风调雨顺的丰收之年，为何增产不增收。
“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米行的先生给出的解释更简单，既然丰年，那么各地供应量大增，价格自然高不了。具体来说，即便丰年产量“多收了三五斗”，但价格却因此跌去六七成，总收入反而不及平年。
小说的立意在于反映农民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遭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与盘剥的悲惨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然而，因为供给过剩而导致价格下跌，收入下降的客观经济规律，却是在任何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中都起作用的。
倒奶杀牛的无奈
20世纪30年代，中国江南的农民忍痛亏本粜米，同时期大洋彼岸的美国奶农则在亲手毁灭他们的产品。
当时，美国正经历“柯立芝繁荣”，工业增产农业丰收，整个国家高速发展，美国人认为这种情况会永远持续下去。然而，其生产过剩的危机已在酝酿着之后的衰退与萧条了。1929年，美国共生产了110.52亿美国加仑(US gallons)牛奶，在大萧条时期严重供大于求。10月，纽约股市跳水点燃了危机导火索，崩盘迅速波及各行各业，股票与工业品价格暴跌，工厂停工，工人失业，一方面农畜产品堆积如山，另一方面广大民众收入骤减，甚至不能维持日常饮食。
牛奶作为新鲜畜产品无法长期保存，大量滞销致使价格暴跌，不但低于奶农的生产成本，甚至连基本生活也无法为继。疯狂的奶农开始将辛苦生产的鲜奶成吨地倒入河中，期望改变供不应求的状况，使价格不再下跌，这样多少能收回一些成本。随着大萧条的延续与扩大，因为养牛本身也需要成本，一些绝望的奶农甚至杀掉奶牛。
1931年初，纽约州鲜奶收购价格为每100磅2.25美元，到1933年初，每100磅的价格已跌破1美元。在此期间，美国多次发生罢工奶农强行倾倒其他奶农的牛奶，理由是“防止其他奶农以低价出售牛奶”。
丰收重在增收而非产量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在畸形的国情与畸形的市场状态下，农业丰收，农产品价格下跌，带给农民的反而是收入下降和生活困顿。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国，农业是立国之本。解决三农问题，也成为我党执政以来，始终放在首位的重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生产从战乱中恢复和发展，1962年开始建立粮食储备制度；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极大推动了农业增长，粮食储备规模不断扩大；进入21世纪，随着国力增长和农业技术进步，我国夏粮连年丰收，而每逢此时，我们就会听到“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新闻。由国家粮食储备系统进行平准，稳定粮食价格，保障农民收入，丰年收储入库，价格有所托，“谷贱伤农”的问题，由此破解。
2006年，中国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具体包括农业税、屠宰税、牧业税、农林特产税，这是几千年来头一回。
战略农产品的储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主要大宗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价格，基本解决了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然而中国农业想要完成质的飞跃，中国农民生活要全面达到小康水平，还需要新的方法论与指导思想。
破局出路——走向质量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了著名的“三个转变”重要指导思想，即“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中国质量与效率的变革，不独是制造业的目标，而是涵盖各个产业，当然也包括农业。
以往我们应对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的伤害，往往是对供给端的调整，比如加强市场信息公开，发挥价格指导，以期望广大农民自行调整每年的产量，其结果往往就是供给调整滞后于价格波动，上演“蒜你狠”，“姜你军”这些过山车大戏。事实上以今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我们已经很少面临真正的供给匮乏，更多时候价格的波动是由于市场预期的炒作。
农产品极大丰富，说明“中国速度”已经够快；而农产品同质化则意味着“中国质量”尚不够高。未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供给的质量，从基础农产品就开始实施差异化战略。同样是大米，东北黑土地与江南鱼米之乡的口味必然不同；同样是苹果，山东丘陵的雨水丰沛与西北高原的日照充足也必然造就别样的品质。
实际上，中国农产品的地域性品牌其实很多，但由于公共品问题的原因，地域无法作为法律上的主体捍卫本地品牌的合法权益，地域性品牌更多体现在口碑传播的名声，也不是法律上的客体。于是我们看到每当秋高蟹肥之时，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闸蟹纷纷涌向阳澄湖，经过一番浴水镀金加持，摇身一变而成为尽人皆知的“阳澄湖大闸蟹”，久而久之，好好一个地域性品牌，反倒让消费者顾虑重重。
我们的农民已经注意到，对于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产品，不再片面追求产量，而是越来越注重精耕细作，更注重优质而不是高产。因为产品是搭载品牌的唯一载体，如果东西不够好，其他的都是空中楼阁，越多宣传营销越是南辕北辙。但是，地区的好产品想要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要对产品本身进行品牌化运作，也就是“实现产品到品牌的转变”。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品牌可不是地域性品牌。生产地域对产品质量的加持不能直接作为品牌使用，地域属性对品质的提升更适合站在品牌身后作为背书。否则天下人都知道西湖的龙井最好，卖龙井的都说自己的货是西湖的，赣南的脐橙好吃，卖脐橙的都说自己的脐橙是赣南的，杂牌无法证伪，正牌徒呼奈何。
在农产品领域，较为成功的品牌化案例当属褚橙，人们甚至不在乎种植地，也正因为其品牌与地域无关，而是作为商标权确定地属于某个公司，自然也就无人敢仿冒。
品牌的缺失，是三农问题的症结之一。它导致农村、农民始终不能建立起一个长久、稳定并且逐步上升的收入来源。因为品牌的缺失，无法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通俗点说，只能按斤卖，不能按个卖。始终只能当做初级产品、原料，卖不了更高的价，也就无法与热火朝天的消费端建立有效联系。在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农民的收入自然无法提高。
总之，除了大宗粮棉等战略性产品，大多数农产副品门类其实都可以根据“三个转变”的指导思想，走“少量优质”的路线，再进一步将产品进行品牌化的经营，可以极大提升农民在产业链上所获得的附加值。产量和供给不需要过剩，既能节省社会资源，又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农产品，农民收入增加更快，消费者生活更加美好。这样的“丰收”，才是我们设立丰收节真正的意义所在。
（作者：中国国家品牌网理论研究部主任 郭鹏）
